近日，英国杜伦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于嘉睿和英国北部华人企业家协会会长戚勇强在英国纽卡斯尔圣约翰墓园找到了第六座北洋水师人员墓碑，并由学者王国平先生和陈悦先生考证确认为北洋海军“靖远”舰随军医生甘肇功之墓（参见澎湃报道《英国北洋水师水兵墓新发现：第六位中国官兵墓碑被找到》、《专家解读英国北洋水师水兵墓新发现墓碑，墓主系随军医生》）。这一在英伦出现的北洋海军新发现也勾起了我的旧思。
2012年我在纽卡斯尔北洋水兵墓地拍摄的照片
我曾于2012年在英国留学时造访过这处北洋水兵墓地，当时我是从一本纽卡斯尔当地历史学者的书中获知此地，趁去纽卡斯尔挖掘史料时前往寻找。那时此墓地还未修缮，找寻也颇费了一番工夫。虽然找到了1911年重修的五座尖拱形的墓碑，但今日发现的甘肇功方尖碑形墓碑却根本无从发现——因为该墓碑文字面朝下，所以表面上看去毫无线索可言。2014年我又随中央电视台《甲午》纪录片剧组再赴纽卡斯尔，也前往北洋水兵墓地拍摄，此后该墓地才渐渐地被国人所了解。如今，墓地已被重修一新，每逢清明节或甲午海战纪念日，总有在英华人向墓碑献上鲜花，或摆放中国海军最新军舰的照片，以寄托对北洋海军英烈的哀思，并表达希冀中国海军更加强大的愿望。
那么，北洋海军的墓地为何会出现在纽卡斯尔？其背后又是怎样的一段中英交流史呢？其实早在140多年前，中国海军就曾多次向纽卡斯尔的阿姆斯特朗公司（W. G. Armstrong & Co.）订购军舰，中国海军官兵也曾三次造访过纽卡斯尔，在这座英格兰北部的工业城市中留下了不少故事。
阿姆斯特朗公司埃尔斯威克造船厂（Elswick Shipyard）旧影
纽卡斯尔由于毗邻诺桑伯兰—达勒姆产煤带，又有泰恩河（River Tyne）流经，所以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就成了重要的工业城市和港口城市，造船业十分发达。阿姆斯特朗公司由英国液压工程师威廉·乔治·阿姆斯特朗（William George Armstrong）于1847年创立，不久之后便将业务拓展到了火炮领域，并一举成为英国火炮制造的巨头。其生产的火炮不仅装备英国陆海军，还出口到世界各国，当时正处在洋务运动中的中国和明治维新中的日本都大量装备了阿姆斯特朗大炮。1860年代，阿姆斯特朗公司又开展了舰船制造业务。该厂与泰恩河下游的查尔斯·米切尔公司（Charles Mitchell & Co.）合作，建造了一种能在很小的船体上安装一门巨炮的炮艇，中国当时形象地将其称为“蚊子船”，即形容它虽然体型小，但被咬上一口也十分难受。
在阿姆斯特朗公司下沃克造船厂（Low Walker Shipyard）建造的“镇中”级蚊子船
阿姆斯特朗公司创制的“蚊子船”作为一种非常适合近岸防御的舰只，不久便被英国海军大量采购装备。恰在此时，中国因为1874年的日本侵略台湾事件而一举将海防建设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Robert Hart）瞅准机会，向总理衙门推荐了“蚊子船”这一舰种，他声称这种小军舰不仅便宜，而且可以利用其大炮克制铁甲舰。赫德的鼓吹立即引起了总理衙门的兴趣，他遂通过其亲信——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联系上了阿姆斯特朗公司，并先后向该公司订购了11艘“蚊子船”，由此开启了中国中央政府向欧洲购买军舰之先河，也开启了中国海军与阿姆斯特朗公司长达几十年的殊缘。
今天许多海军史学者看待140多年前的这笔“蚊子船”买卖，都认为有些因为贪图便宜而被坑的感觉，但其实这种看法多少有些“事后诸葛亮”了。首先，在当时的技术背景下，蚊子船还是能够比较有效地起到“岸防”的功用的，只是后来因为海军技术的快速发展和鱼雷艇的后来居上，才使得这种军舰被快速淘汰。其次，中国当时无论是经费预算、人才储备还是基地建设，都无法满足引进铁甲舰的要求，退而求其次，从“蚊子船”开始买起，不失为一种比较务实的选择。最后，购入大批“蚊子船”为中国海军培养了人才，提供了一个训练实操的平台，尤其是北洋海防，后来的快速发展正是建立在熟练驾驭“蚊子船”的基础之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蚊子船”的订单不仅对中国来说意义巨大，同样也是阿姆斯特朗公司在造船业务上掘到的第一桶金，对于该公司日后成为“造舰帝国”来说，同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停泊在泰恩河畔的“超勇”级巡洋舰
继蚊子船之后，赫德又将目光聚焦在阿姆斯特朗公司新研制的一种“无装甲巡洋舰”上，这种军舰也是阿姆斯特朗公司的独创，其设计思路可以说与“蚊子船”一脉相承，都是放弃厚重的装甲防护，而将设计重点放在搭载的火炮上，意图通过巨炮来克制铁甲舰。与蚊子船不同的是，这种巡洋舰航速较快，可以出海作战，而且装备了撞角，在近战中甚至可以撞击敌舰，对其造成严重的破坏。这些在如今想来颇有些“脑洞大开”的思路在当时的技术背景之下却十分合理。为了能够继续增加自己在中国海防建设中的话语权，赫德不遗余力地向总理衙门、北洋大臣李鸿章推荐这种巡洋舰，最后中国政府决定购买2艘，即后来北洋海军的“超勇”“扬威”二舰。而为了接收这两艘军舰回国，北洋海军还特别派出了超过200人的官兵队伍赴英，由水师统领丁汝昌、洋教习葛雷森（William Hughes Clayson）率领。这是中国海军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出访，在纽卡斯尔当地也留下了许多佳话。
1881年4月25日，北洋海军接舰团乘坐轮船招商局“海琛”轮船抵达纽卡斯尔，这可能是英国本土历史上头一次有这么多中国人集中出现，因此中国官兵每每被好奇的纽卡斯尔当地市民围得水泄不通。接舰团中有一位担任文案的年轻人池仲祐，在旅英过程中写下了一本《西行日记》，将这段生活活灵活现地描绘了下来。由于接舰团抵达时“超勇”“扬威”尚未建成，因此官兵经常无所事事，池仲祐也在闲暇之际多次出游，不仅游历了纽卡斯尔周边，还乘坐火车前往伦敦等地。在纽卡斯尔期间，他还结识了众多当地好友，英国友人对池仲祐关怀备至，令他难忘：“计余到英以来，如汤麦士、意楣、玛其梨、意腻诸人，谊订友朋，情同兄弟，远客风土，诸所不习，而其关护之处，无微不至。”体现了中英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当地的英国报刊也对中国人的这次到来大加报道，最令他们感到好奇的一次就是中国水兵袁培福的葬礼。中国人焚烧纸钱、焚香祭拜的丧葬礼俗是他们见所未见的。由于中国水兵在当地水土不服，患病者颇多，下葬在纽卡斯尔圣约翰墓园的即有袁培福、顾世忠两位，我们今天就能在那里看到他们修缮一新的墓碑。
年轻的中国海军也时常在正规外事活动中展现他们的风采。例如火车之父史蒂芬孙百年诞辰纪念日上，丁汝昌、林泰曾等中国海军军官也受邀参加。曾经在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学院留学的林泰曾在晚宴上进行了一番流利的英文演讲：“我们希望不久后我国就能有更多的军舰巡航在中国海上，并且在下一个史蒂芬孙百年诞辰之前，我们的舰队就能与贵国的舰队一同驰骋大洋，这将极大地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流和商贸往来。”
1881年8月9日，“超勇”“扬威”二舰离开纽卡斯尔回国，中国海军官兵在这片异国土地上足足度过了三个多月的时光，这是中国海军第一次如此大规模、长时间、全方位、近距离地接触西方社会，对其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在埃尔斯威克造船厂中准备下水的“致远”号巡洋舰
在订购了“超勇”“扬威”二舰后，由于赫德野心的膨胀，导致李鸿章对其不信任，因此中国海军外购军舰的重点一度转向了德国，比如北洋海军的“定远”“镇远”铁甲舰，都是由驻德公使李凤苞从德国的伏耳铿公司订购而来。1885年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再一次加快了海军建设的步伐，而阿姆斯特朗公司的造船业务在这几年中发展极快，早已今非昔比，因此这次该船厂再次被纳入采购范围之列。通过驻英公使曾纪泽，这次清政府一口气向阿姆斯特朗公司定造了两艘防护巡洋舰，即“致远”“靖远”。其中由邓世昌管带的“致远”舰因为后来在甲午海战中的英勇悲壮事迹而被所有国人深深铭记。这型巡洋舰由当时英国最负盛名的设计师威廉·怀特（William White）设计，采用了许多当时最新的技术，虽然排水量不大，但航速很快，编入北洋海军后也成了绝对的主力舰之一。
这一次，中国海军再次派出了由海军总教习琅威理（William Metcalfe Lang）率领的接舰团，这次团队的规模比上一次更大，达到500余人，其中一部分前往纽卡斯尔接收“致远”“靖远”，另一部分前往德国士旦丁，接收伏耳铿公司建造的“经远”“来远”。1887年5月28日，满载中国官兵的“图南”号轮船抵达泰恩河，虽然六年之前中国人曾经来过这里，但这次到来所造成的轰动一点儿也没有比之前那次小。当地报刊依然跟踪报道中国人的行踪动向，比如有一次中国官兵来到泰恩剧院看戏，军官们颇有君子风度地摇着扇子，这反而令英国人大跌眼镜，因为在英国，只有淑女才会这么做！又例如中国官兵参加了纽卡斯尔当地的一项传统军事锦标赛，组委会专门为中国官兵设置了一个比赛项目——扔沙包。然而，水土不服依然是困扰中国海军官兵的一个大问题，在这次接舰中又有四名人员在纽卡斯尔病故，即连金源、陈受富、陈成魁和甘肇功，均与六年前他们的两位战友一同安葬在圣约翰公墓中。
北洋海军官兵最终于8月20日驾舰离开泰恩河，这次他们又在这里度过了将近三个月的难忘时光。
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在阿姆斯特朗公司购买的“致远”“靖远”“超勇”“扬威”和6艘“蚊子船”均纳入北洋海军序列。而在此之后，清廷认为北洋海防已经颇具规模，无需再为海军这只巨大的“吞金兽”追加投入，因此北洋海军此后便基本上停止了发展，其他地方海军的经费也捉襟见肘，未能形成规模。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廷为其短视付出了代价——已经大大落后于日本海军的北洋海军在海战中屡遭失败，最后于威海卫保卫战中全军覆没，清廷历经20余年苦心打造的北洋海防体系毁于一旦，北洋海军从阿姆斯特朗公司购买的军舰不是在海战中悲壮战沉就是成为日军的战利品。不仅如此，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对清朝主权的侵犯大大加速，中国沿海的重要港口几乎处处被列强侵占，海权沦丧殆尽，中国海军的复兴之梦也彻底成为泡影。
在下沃克造船厂中建造的“海圻”号巡洋舰
即便如此，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还是亡羊补牢地对海军建设进行了较大的投入，1896年向英国和德国订购了5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其中在英国订购的2艘巡洋舰依然由阿姆斯特朗公司承建，建成后被命名为“海天”“海圻”，这两艘4300吨的大型防护巡洋舰成了当时中国海军中最大的军舰，也是新建北洋海军的绝对主力。1904年“海天”舰不幸在浙江嵊泗列岛触礁沉没，而“海圻”舰则一直服役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最后在面对日寇入侵的铁蹄之时在江阴悲壮自沉，用自己的钢铁之躯阻挡了日军前进的步伐。在其服役生涯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该舰于1910-1911年期间前往英国参加乔治五世的加冕典礼，此后又访问美洲，进行了一次为期一年多的“准环球航行”。该舰在英期间，也前往纽卡斯尔的阿姆斯特朗公司进行维修。“海圻”舰上的官兵中是否还有当年亲历过接收“超勇”“扬威”“致远”“靖远”的故人，我们无从得知，但他们却注意到了圣约翰墓园中海军前辈的墓地，并对其进行了重修，这象征着中国海军精神的代代传承。
在埃尔斯威克造船厂中下水的“肇和”号巡洋舰
宣统年间，清政府最后一次计划重建海军，派出筹办海军大臣载洵、萨镇冰前往欧美、日本考察，途中也访问了阿姆斯特朗公司。考察结束后，筹办海军处旋向英国订购练习巡洋舰（即兼具练习舰与巡洋舰功能的舰艇）2艘，其中一艘的订单交给了阿姆斯特朗公司，建成后命名为“肇和”。该舰建成时已是民国元年，虽然那个腐朽不堪的大清帝国已经轰然倒塌，但新建的民国却更加动荡不堪，“肇和”舰在民国年代也辗转流落于各方军阀势力之手，抗日战争爆发后，该舰在珠江口虎门海域与日本舰队进行了抗战中唯一一次舰队炮战，未分胜负，旋被日本海军航空兵轰炸沉没。
停泊在埃尔斯威克船厂边的“飞霆”号鱼雷炮艇
日本海军“吉野”号巡洋舰
日本海军“出云”号装甲巡洋舰
除了上述舰船外，清政府还于1894年甲午战争中紧急向阿姆斯特朗公司购入鱼雷炮艇一艘，即“飞霆”号。中国海关也向该公司订购了3艘税务巡舰“专条”“厘金”“开办”。从1875年到1911年，清政府总共向该公司购造军舰22艘，共24000余吨，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阿姆斯特朗公司在19世纪的后半叶造船业务蓬勃发展，一度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舰船出口厂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海军也曾向阿姆斯特朗公司大规模订购军舰，其数量虽稍逊于中国海军（13艘），但总吨位却大大过之（100000余吨）。日本的这些阿姆斯特朗军舰中，不仅有曾经在丰岛海战中公然击沉中国运兵船的“浪速”号巡洋舰，也有在甲午战争中一战成名的“吉野”号巡洋舰，还有在淞沪会战中被中国海空军集中攻击的“出云”号装甲巡洋舰。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在追寻近代化之路上前行的东方古国同时将购买军舰的目光投向了阿姆斯特朗公司，在向军火商支付了数以万计的真金白银后，换来了各自的蒸汽铁甲舰队。而当这两支舰队最终轰然对撞之时，也决定了两国命运的彼此殊途。